研究进展丨中国医疗床位数的供给及其公平性对于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


田帆,潘杰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华西第四医院
四川大学西部农村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健康城市发展研究中心

Fan Tian, Jay Pan
Hospital bed supply and inequality as determinants  of maternal mortality in China between 2004 and 2016.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2021,20:51.
DOI: 10.1186/s12939-021-01391-9


1.摘要

1.1 目的

在中国政府的政策推动下,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在过去25年中出现了显著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医疗床位数迅速扩张,床位数在空间分布上的公平性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医疗资源的迅速增长及其在空间分布上公平性的改善被认为是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从医疗床位数供给及其公平性两个方面来验证其对于孕产妇死亡率影响的实证研究非常匮乏。回答这个研究问题有助于去理解促进医疗卫生资源增长及降低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公平性是否能够促进人群健康状况的提高。

1.2 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2004-2016年中国31个省的统计年鉴数据。首先,我们将对中国2004-2016年县域层面医疗床位数及其空间分布公平性的变化趋势进行描述。其次,我们将采用混合线性模型来验证医疗床位数供给及其公平性对于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

1.3 结果

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从2004年的48.3/10万下降到2016年的19.9/10万。同时,中国的医疗床位数从2004年的每千人2.28张增长到每千人4.54张,医疗床位数空间分布的不公平性(通过Gini系数来衡量)从0.32下降到0.25。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医疗床位数与孕产妇死亡率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β=-0.112, 95%置信区间:-0.210–0.013),而Gini系数与孕产妇死亡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β=1.354, 95%置信区间:0.123-2.584),表明医疗床位数空间分布不公平性每降低0.1个单位,孕产妇死亡率平均下降14.5%。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住院分娩率是影响医疗床位数及其空间分布的公平性对于孕产妇死亡率作用机制中的一个中间变量。

1.4 结论

本研究发现中国孕产妇死亡率的下降确实得益于医疗床位数的的增长及其空间分布公平性的改善。该结果将为中国政府优化医疗资源的空间布局、提高人民群众就医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提供实证证据支持。为了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中国政府应该不断优化医疗卫生资源空间配置,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布局的公平性。

2.前言

孕产妇死亡率是一个反映人群健康状况、女性社会地位和卫生系统发展状况的常用指标。自从1987年肯尼亚开展母婴安全行动后,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地促进孕产妇健康状况的改善。2000年,联合国发布了一系列千年发展目标,其中之一就是要在1990年到2015年期间将孕产妇死亡率降低75%。随后,全球促进孕产妇健康的进程不断加快。根据千年发展目标的报告显示,从1990年到2013年,全球的孕产妇死亡率从380/10万下降到210/10万。许多发展中地区,比如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促进孕产妇健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孕产妇健康状况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仍然巨大。2017年,94%的孕产妇死亡都是发生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因此,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在促进妇幼卫生健康状况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孕产妇死亡率从1990年的88.8/10万下降到2014年的21.7/10万,提前实现了第五个千年发展目标。在这个显著的成就背后,离不开中国政府和卫生系统的不懈努力。首先,从1995年开始中国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发展规划,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等,始终将改善妇幼健康放在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位置。其次,中国政府对于妇幼卫生事业的大力投入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于产前保健和住院分娩服务的可及性,并且通过采取社会医疗保障项目来很好地缓解了人们在利用妇幼卫生服务时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此外,中国建立起一个覆盖县、乡、村且功能完备的妇幼卫生保健三级网络,为高危产妇提供了有效的转诊机制,加强了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联系。最后,中国建立起的卫生信息系统极大地加强了妇幼卫生监测和信息报告能力。总体而言,众多因素推动了中国在妇幼卫生方面取得的成就,而其中医疗卫生资源的迅速扩张,包括妇幼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和床位数等,为妇幼卫生服务的开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取得飞速发展。中国政府对于卫生系统的投入显著增大,特别是在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暴发后,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快速增长。从2004年到2016年,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从849140个增长到983394个,床位数由每千人2.51张上升至5.37张。与此同时,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从每千人3.53个上升到每千人6.12个。

尽管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医疗卫生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公平性一直是卫生事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2005年,中国城市地区每千人医师数量是农村地区的2倍,城市地区每千人护士数量是农村地区的3倍,表明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在空间配置上的普遍向城市倾斜。在地区层面,医疗床位数的空间分布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为了解决医疗卫生资源分布的不公平问题,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分布、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从2004年到2016年,中国省级层面医疗床位数空间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129下降到0.071,表明中国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公平性程度呈现出了不断降低的趋势。

从医疗卫生服务供方的角度来,医疗卫生资源是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资源空间分布的公平性是人们能够及时获得医疗服务的关键。既往研究证明,医疗卫生资源的供给及其服务利用的不公平性将显著影响人群健康状况及生活质量。但是,目前关于医疗卫生资源供给及其空间分布的不公平性对于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的实证研究非常匮乏。回答这样一个研究问题有助于去理解扩大医疗卫生资源供给及改善资源分布的不公平性是否能够促进人群健康状况的改善。因此,本研究将采用医疗卫生床位数作为医疗卫生资源的一个代理变量,基于中国2004年到2016年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来验证医疗卫生资源供给及其公平性对于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

3.假设

作为卫生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医疗卫生资源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人群健康状况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正如一件商品的生产过程一样,我们可以将医疗卫生资源看作卫生系统的投入,而人群健康状况作为产出指标,那么可以合理的认为在控制了其他与健康相关的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对于人群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着边际递减的效应。换句话说,随着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的增加,人群健康状况将得到持续的改善,但是当资源投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群健康状况的收益将逐渐减少。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是经济学生产理论中普遍接受的准则,该准则也被广泛应用于识别社会因素对于人群健康的影响,特别是收入不均对于人群健康状况的影响。

图1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对于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

4.数据和方法

4.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孕产妇死亡率数据主要来自于2004年到2016年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涵盖中国31个省份。孕产妇死亡率数据是由中国孕产妇死亡监测系统收集计算得到。该系统是1989年卫生部组织建立的,通过采用一系列质量控制手段包括标准的数据收集程序、数据核查和管理保证了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本研究采用的医疗床位数来自于三类统计数据。第一,我们直接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提取了全国省级层面医疗床位数的数据。为了测量不同省份内部医疗床位数的不公平性,本研究进一步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提取了县域层面的床位数数据。根据2015中国的行政区划,中国一共有2850个县级行政单位。由于数据限制,本研究共获得31个省份2347个县域/辖区(包括2082个农村县和265个市辖区)的医疗床位数数据。基于县域层面的床位数,我们计算了各个省份内部医疗床位数空间分布不公平性的指标。此外,住院分娩率数据来自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其他社会经济指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4.2 结局变量

孕产妇死亡率是指年内每10万活产中孕产妇的死亡人数。孕产妇死亡是指从妊娠期至产后42天内,由于任何妊娠或妊娠处理有关原因导致的死亡,但不包括意外原因死亡。

4.3 自变量

每千人床位数及其空间分布的公平性是本研究关心的两个主要变量。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每千人床位数值指年底所有医疗卫生机构的床位数除以户籍人口再乘以1000。医疗床位数指年底固定实有床位(非编制床位数),包括正规床、简易床、监护床、正在消毒和修理床位、因扩建或大修而停用的床位,不包括产科新生儿床、接产室待产床、库存床、观察床、临时加床和病人家属陪侍床。从定义来看,医疗床位数是指已经提供或潜在的可以提供医疗服务的床位。其中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的卫生服务系统中,待产床位仅被用来辅助孕妇进行分娩前准备工作,不直接作为提供分娩服务的载体,因此本研究的医疗床位数不包括待产床位数。

医疗床位数空间分布的不公平性是通过基尼系数来衡量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一个测量人群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国际通用指标。在公共卫生研究领域,该指标被常用来评价地区间的健康公平性;在卫生经济研究领域通常将该指标用于评价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程度。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n是某个地区的所有区县总数,μy是该地区床位数指标的平均水平,yi指代每个区县的i床位数指标。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1,若基尼系数趋近于0,表示医疗卫生资源分配更加公平;反之,则表示医疗卫生资源分配更加不公平。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资源分布处于最佳的公平状态,0.2-0.3表示比较公平,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医疗卫生资源分布差距较大,大于0.5则认为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差距悬殊。

本研究在回归分析时纳入了以下变量作为混杂因素:出生率、15岁及以上女性文盲比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化率。基于《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我们进一步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调整。此外,我们纳入了住院分娩率作为评价孕产妇医疗服务利用的指标,以此来探讨床位数总量及其空间分布的公平性对于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机制。

4.4 统计分析

首先,本研究对2004年至2016年孕产妇死亡率的时间变化趋势和空间变异进行了描述。基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我们将31个省份划分成5个水平:收入最高、收入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最低。

第二,本研究描述了2004年至2016年床位数总量及其空间分布公平性的时间趋势和空间变异。我们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衡量床位数总量。第一种方法是直接采用每千人床位数,考虑到中国县域层面人口数量和行政区划面积差异巨大,西部地区的区县普遍地广人稀而东西地区面积狭小且人口密度大,在衡量床位数时仅考虑人口因素可能会掩盖床位数在地区间真实的分布情况。因此,第二种方法在校正了人口的基础上进一步校正了行政区划面积。

第三,我们采用混合线性模型来估计医疗床位数的总量及其空间分布公平性对于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考虑到各省份不同年份孕产妇死亡率可能存在序列相关,我们采用一阶自相关的协方差结构来拟合模型的残差。回归模型如下:

第四,我们进一步探索了床位数总量及其空间分布的公平性是否通过影响住院分娩率进而影响孕产妇死亡率,即是否存在中介效应,以及该中介效应的作用大小。我们采用了Baron and Kenny提出的三步法来评价中介效应。该三步法一共包含3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是验证床位数总量和Gini系数是否会对孕产妇死亡率产生影响;第二个模型是验证建立床位数总量是否会对住院分娩率产生影响;第三个模型是当控制了住院分娩率后,床位数总量或者Gini系数对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本研究采用Sobel检验来验证住院分娩率是否在该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此外,我们分两个时间段分别进行了中介效应分析(2004到2009年,以及2010年到2016年)。1999年中国实施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项目,自此以后住院分娩率稳步上升。2009年,为了对所有妇女免费提供分娩服务,该项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因此到2009年底,中国的平均住院分娩率已经达到了94.51%(表1)。因此,我们将分别从两个时间阶段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需要指出的是,该中介效应分析仍然是在线性结构方程模型的框架下展开的。目前研究证据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因果中介效应。该方法是在反事实理论框架下提出的,能够更加科学、灵活地去识别因果效应。在本中介效应分析中,我们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为了分析住院分娩率在该影响机制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去识别可能存在的因果效应。因此,本研究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方法来识别中介效应。

本研究所有分析都是通过ArcGIS 10.5,SAS 9,4R 3.4.3实现。

5.结果

5.1 中国2004年至2016年孕产妇死亡率的时间趋势和空间变异

从图2可知,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从2004年的48.3/10万下降到2016年的19.9/10万。从不同收入的省份来看,孕产妇死亡率同样整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例如,收入水平最低的省份孕产妇死亡率从63.7/10万下降到了17.5/10万,中等收入的省份孕产妇死亡率由61.3/10万下降到13.1/10万。同时,不同收入水平的省份之间孕产妇死亡率的差异正逐步减小(图2和附表2)。收入最高和收入最低省份之间孕产妇死亡率的差距由2004年的45.0/10万下降到2016年的11.9/10万。

图2 2004-2016年不同收入水平的省份孕产妇死亡率变化趋势

从图3可知,收入最高和中高的省份之间孕产妇死亡率差异较小,而中等、中低和最低收入的省份之间孕产妇死亡率差异较大。其中,收入最低的省份之间孕产妇死亡率差异巨大,2004年时孕产妇死亡率的变化范围在310.4/10万到10.8/10万之间。尽管从2004年以后,这种省内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但是仍然需要指出的是西藏一直在全国处于落后位置。

图3 2004-2016年孕产妇死亡率的地区差异

5.2 中国2004年至2016年医疗床位数总量及其公平性的时间趋势和空间变异

2004年到2016年期间,中国的医疗床位数迅速增长。床位数总量从2004年的3268374张扩张到2016年的7410453张,相应的每千人床位数从2.53上升到5.37。在县域水平上,每千人床位数的平均水平从2.28(95% CI:2.21–2.34)增长到4.54(95% CI:4.45–4.64)(图4a)。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床位数呈现出了更大幅度的增长。西部地区每千人床位数在2004-2016年期间增长了2.45,中部地区增长2.22,而东部地区增长2.05。然而,当我们将每千人床位数进一步校正各个区县的行政区划面积后,这种变化趋势以及增长幅度正好与第一种情况相反(图4b)。西部地区的床位数增长量要低于东部地区(附表3)。同时,由于西部地区地广人稀,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床位数呈现出更大的空间变异。西部地区县域床位数绝对值的变化范围为-10.78到14.70张床位数(中位数为2.27张),而东部地区的变化范围为-2.36到11.50张床位数(中位数为1.89张)。整体来看医疗床位数的迅速扩张,但是西部某些县域每千人床位数仍然呈现出负向增长的趋势,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床位的削减以及人口数量的变化。

图4 2004-2016年县域床位数空间分布的变化趋势

在过去的13年里,中国医疗床位空间分布的公平性出现明显的改善(图5)。尽管在2004-2005年期间,基尼系数出现了小幅度增长,但是平均水平从2004年的0.32(95% CI: 0.28–0.36)下降到2016年的0.25(95% CI: 0.28–0.36)。从2004年以来,绝大多数省份内部医疗床位数的公平性得到了改善(图6)。比如,贵州省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最大,从0.42下降到0.24。宁夏、贵州和广东三个省份的基尼系数在2004年时都大于0.4,到2016年后下降到0.4以下。整体而言,31个省份基尼系数的绝对值变化的中位数为-0.08。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海南省、北京市、青海省和上海市从2004年到2016年基尼系数呈现出了增长的趋势。此外,不同省份内部床位数空间分布的不公平性问题仍然存在(图5和图6)。

图5 2004-2016年医疗床位数的空间分布公平性的整体变化趋势
图6 2004-2016年各省份内部床位数空间分布公平性的变化趋势

5.3 医疗床位数总量及其公平性与孕产妇死亡率的关系

表1给出了各省份社会经济发展和孕产妇服务利用的指标情况。

表1 31个省份的相关指标情况

在进行回归之前,我们对拟纳入的变量进了共线性诊断,结果发现城镇化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度相关(r=0.876,VIF=6.519)(附表4和附表5)。因此,本研究剔除了城镇化率这个指标。在混合线性模型中,我们首先探讨了不同省份之间孕产妇死亡率的变异对于孕产妇死亡率整体变异的贡献(零模型)。然后,我们将逐步加入床位数和基尼系数、时间哑变量和社会经济因素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从模型3到模型4可以看到,在进一步校正社会经济指标后,床位数总量和基尼系数仍然与孕产妇死亡率存在显著关联。模型5进一步采用一阶自相关协方差结构来拟合模型的残差并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在模型5中,床位数总量仍然与孕产妇死亡率存在负向关联(β= – 0.112, 95% CI: – 0.210–0.013)。基尼系数与孕产妇死亡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联(β=1.354, 95% CI: 0.123–2.584),表明基尼系数每降低0.1个单位,即改善床位数空间分布的不公平性,孕产妇死亡率的平均水平将降低14.5%。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孕产妇死亡率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β = – 0.406, 95% CI: – 0.710–0.101),进一步证实了经济发展对于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重要作用。此外,研究结果同样发现女性文盲水平越高,孕产妇死亡率水平越高(β = 0.022, 95% CI: 0.009–0.035)。模型5的AIC和-2倍残差对数似然值要优于模型4,表明最终的模型拟合效果最优。

表2 混合效应模型结果

5.4 中介效应分析

图7展示了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在2004年到2009年期间,床位数总量与孕产史死亡率(c=-0.483, P<0.001)和住院分娩率(a=8.631, P<0.001)存在显著关联。当校正了住院分娩率后,床位数总量仍然与孕产妇死亡率存在显著负相关(c’=-0.328, P<0.001)。当校正了床位数总量后,住院分娩率与孕产妇死亡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b=-0.017, P<0.001)。这些估计结果证实了住院分娩率在床位数总量对于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机制中扮演了中间变量的角色(a × b =-0.145, P<0.001)。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30%。对于基尼系数的中介分析呈现出了类似的结果,其中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40.2%。与此相反,在2010年到2016年期间,当校正床位数总量时,住院分娩率与孕产妇死亡率的关系没有统计学意义(b=-0.008,P>0.05)。同样基尼系数与住院分娩率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这些结果表明在这个时间段不存在中介效应。总体而言,以上结果表明,在住院分娩率达到全面覆盖之前,床位数总量和基尼系数促进了住院分娩率的提高,进而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当住院分娩率达到峰值,通过住院分娩率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机制就减弱了。

图7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6.结论与建议

2004年到2016年期间,中国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医疗床位数的增长及其空间分布公平性的改善对于孕产妇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重要影响。该结果突出了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公平性是导致健康结局不公平性的重要因素,为政府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进而促进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健康公平性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尽管中国在促进医疗卫生资源合理配置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地区间差异仍然值得关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在全国都处于落后位置。针对这些经济发展条件落后的地区,政府应该给予更多专项资金投入以改善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系统,同时应该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吸引医疗卫生人员在偏远、贫困地区执业。该研究结果同样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依据。为了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如何科学合理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将是各国卫生事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供稿丨田帆
编辑丨樊洋涛、周静
审校丨田帆、周静
欢迎投稿:heoagroup@126.com

作者简介

田帆 男

 目前就读于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专业为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研究方向为统计学方法在卫生政策与管理中的应用。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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