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华西第四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合作在《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上发表题为《疾病控制优先的演变及应用》的论文。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疾病控制优先（Disease Control Priorities，DCP）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实现方法和实践应用，旨在探讨DCP在卫生治理中的应用潜能，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参考。
潘杰, 王秀丽, 王朝辉, 徐东, 邹坤, 李芹. 疾病控制优先的演进及应用[J].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2024, 55(1): 95-100.
DOI: 10.12182/20240160603
1. DCP产生背景及演变历程
为了满足将高度紧张的医疗资源投入到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疾病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银行开始评估特定疾病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并提出了传染病防控转变到兼顾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双重防控的投入策略，这一进程真正地推动了DCP在发展中国家由理念到干预策略的转变。
1993年，WHO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为发布了适用性发展中国家的DCP1。DCP1的基本框架是根据特定疾病造成的过早死亡和残疾情况确定疾病负担（确定主要疾病负担来源），并评估针对这种疾病采取的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解决“做什么”的需求）。
2006年，WHO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为发布了适用性发展中国家的DCP2。DCP2在 DCP1的基础上，探讨了在卫生体系中选择和提供适当干预措施所必需的体制、组织、财政和研究能力等因素，更新和改进了疾病负担和成本效益的评估技术，其评估结果主要服务于卫生部门（指导决策）和财政、规划部门（平衡成本效益，合理配置资源）。
2014–2017年，WHO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发布了适用性发展中国家的DCP3。结合前期经验，DCP3通过确认基本的干预措施组合及对应的实施机构（包括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医疗机构等地点），并对不同卫生机构下不同干预措施组合进行成本效益评估，形成了有价值的科学研究证据。。
总之，从DCP1到DCP3，尽管是从疾病-卫生体系-跨部门的扩展，但生成DCP始终基于3个标准，只是在不同阶段侧重不同。这3个标准，一是疾病负担（评估健康影响，并评估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确定政府在宣教、税收、监管及提供服务等方面具体做什么）；二是疾病防治能力（从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扩展到卫生系统防治能力，涉及卫生系统的人力、基础设施、药品等后勤保障，以及管理和筹资能力）；三是卫生决策者对疾病的认知（认知来源于对前两个条件的充分了解，进而影响卫生决策者防治疾病的信心，以及政府和社会公众参与防控的意愿等）。
整体而言，DCP将经济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临床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方法相结合，其方法经历了从单维度（疾病负担）向多维度（疾病负担、疾病防治能力、卫生决策者对疾病的认知等）发展的过程。表1对生成DCP的方法进行了简要概述。
表1 生成DCP的方法
2. DCP的应用及贡献
DCP作为服务于政策决策的有效策略，从宏观层面，贯穿疾病预防（如疫苗接种实现健康保护）、疾病治疗（如药物治疗实现健康保护）及疾病管理（如康复疗养实现健康促进）全过程。从微观层面，伴随着病因模型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病因与疾病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协同作用、主次关系、远近关系等），进而认识到更深层次、更有效的卫生干预措施，并不断扩大干预范围。
然而，尽管DCP可以提供有效的决策，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Sub-Saharan Africa countries, SSAs）由于缺乏本地的数据，在妇幼健康、环境健康、伤害预防等领域中实现本土化的DCP较为困难，导致本土化成果较少，DCP的应用受到限制。表2对 DCP应用领域及贡献进行了简要概述。
表2 DCP应用领域及主要贡献
3. 结论
在卫生资源和卫生预算有限的环境下，DCP干预策略为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投资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东亚和南亚等地区）优先投资的健康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从最初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监测，到卫生规划逐步扩展到改变行为和改善环境的策略，以及综合考虑卫生体系应对能力的决策，推动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进程。在如何生成疾病优先事项这一关键问题下，DCP方法逐步形成了多准则决策体系，这些准则包括疾病负担、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以及卫生体系其他因 素（包括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影响；伦理、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可接受性；人力资源、财务和设施的可及性等）。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健康的背景下，设定健康优先级的决定更加复杂。除了DCP的3个基本条件（疾病负担、疾病防治能力、卫生行为者对疾病的认知）外，还有哪些重要因素需要被优先关注？在疾病类型或公共卫生病因复杂的情况下，全球疾病负担和具有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对于优先事项的选择具有多大的解释力度？这些问题需要在DCP应用领域持续深入的探讨。
因此，在以实施循证干预措施的需求下，为持续推进 DCP应用和提高DCP应用能力，从令人关切的健康问题及其社会、经济和健康决定因素的视角出发，依据世卫组织制定的健康服务优先设定指南，关注多方利益相关者，以国家战略计划为框架，将DCP应用以来积累的证据和经验形成规范，并作为确定优先事项的基本框架。此外，对于基本框架进行动态的再评价，以全球-国家-地区不同层次的健康需求为导向，落实干预措施、数据收集等方面的本土化转化，充分发挥DCP提供证据的能力，保障健康服务的效率、公平，最终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和高质量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本研究由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华西第四医院潘杰、王秀丽、王朝辉、李芹；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徐东；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邹锟合作完成。潘杰为本文的第一作者，李芹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作者简介
李 芹
在读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研究方向：卫生统计学在卫生政策中的应用
通讯邮箱：pengli_0922@163.com
供稿丨李芹 王朝辉
编辑丨王朝辉
审校丨兰小梦 李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