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进展｜补齐边远地区健康短板

        边远地区健康服务能力相对薄弱，亟须转变以物理设施覆盖替代服务覆盖的传统观念，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思路，通过数字化手段赋能基层健康服务能力。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虽已超过100万个，但其承担的诊疗量仅占52.6%。诊疗占比倒置的根源，在于基层服务难以完全承接居民的健康需求，这一现象在条件艰苦的边远地区更为突出。一方面，作为基层“网底”的医疗能力不足，全国村卫生室中，中老年人员占比高达50.3%，大中专学历人员合计占比近84%，折射出基层卫生人才老龄化突出、学历层次偏低的结构性困境。另一方面，基层医疗机构硬件条件普遍薄弱，长期依赖中央财政投入。2023年—2025年，中央财政投入11.54亿元资金，支持中西部地区和薄弱地区的577个乡镇卫生院能力建设，重点用于提升基本诊疗能力、急诊急救能力、远程医疗能力。提升边远地区健康服务能力，应当从外部赋能与内部能力建设两个维度协同推进。外部赋能方面，可以通过接入数智应用，将城市中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的服务延伸至边远地区。内部能力建设方面，需扎实推进边远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升其自身服务能力。

        面对边远地区多重健康风险因素叠加的挑战，需着力打破“以治病为中心”的被动惯性，坚持“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的思路，将主动健康管理的关口前移。一方面，一级预防基础薄弱，居民健康素养整体有待提高。数据显示，我国西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9.09%，居民预防意识相对不足，健康风险难以从源头加以控制，导致“防线前移”落实困难。另一方面，二级预防机制不够健全，慢性病与地方病管理仍有不规范之处。数据显示，我国边远地区慢性病共患病的患病率达44.4%，常态化慢病管理有待完善，区域性地方病仍存防控难点，疾病早发现水平尚需提高，共同加重了整体疾病负担。降低边缘地区居民健康风险，可以从一级预防与二级预防两个维度协同推进：一级预防方面，可以通过提升居民健康素养与风险意识，从源头上减少慢性病与地方病的发生，将疾病阻断于发生之前；二级预防方面，需健全早筛早诊机制，推动疾病的早期发现与及时干预，将疾病危害控制在可管可治的阶段。

        破解边远地区家庭财务抗风险能力不足的困局，完善健康保障机制，关键在于拓展“事后帮扶”的单一模式，坚持“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测”的思路，强化前置动态预警。边远地区家庭往往面临多重风险叠加的问题，这是直接导致这些家庭返贫的主要诱因。数据显示，从2021年到2023年，累计重点监测的“三类户”中，面临因病致贫返贫风险的家庭已近108万户，占比飙升至48.13%。疾病和经济负担对家庭财富的冲击，直接削弱边远家庭对健康投资的预期与底气，使早期的健康干预与预防管理难以有效落地。当前因病致贫返贫的帮扶机制以事后介入为主，难以实现前置预警与动态干预，应将关口前移，以动态预警替代滞后响应。为此，可从风险识别与保障衔接两个维度协同推进：风险识别方面，需建立覆盖边远地区重点人群的动态监测机制，实现致贫风险的提前预判与干预；保障衔接方面，需推动健康帮扶与社会保障政策的有效联动，将分散的帮扶资源整合为防返贫保障体系。

        补齐边远地区卫生治理能力偏低的短板，应告别“经验治理”路径，坚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路，推动人员能力与数智工具赋能协同发力。一方面，边远地区基层治理人员能力素质参差不齐，对政策的理解与把握不够深入，政策落实存在“最后一公里”的梗阻。另一方面，在健康治理决策中，数智化工具的数据支撑作用仍不够明显，尚难以有效辅助传统经验驱动的治理模式。为此，可从人员能力提升与数智工具赋能两个维度协同推进。就人员能力提升而言，需以外部帮扶带动内部成长，通过对口支援、跨区域交流等方式将优质治理经验引入边远地区，逐步提升基层人员的政策理解与执行转化能力。就数智工具赋能而言，需以适配性为前提推动工具落地，优先引入符合边远地区实际条件的轻量化数智工具，同步培育基层治理主体的数据意识，推动治理模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