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华西第四医院和四川大学商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作在《卫生经济研究》发表题为“全面脱贫前后健康减贫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原创性研究论文。该研究使用文本量化方法，从政策工具和政策作用两个维度对全面脱贫前后的健康减贫相关政策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全面脱贫前后，健康减贫相关政策变化并不显著，存在政策工具构成失衡、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重视程度下降等问题。在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衔接期间，应保证政策制定、落实的积极性，注意健康减贫相关政策工具的均衡发展，在加强医疗保障的同时，逐步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置于优先级，并通过产业帮扶联动和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健康减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王梓彤,邹媛媛,徐世曦,吕宏尧,丁黎雯,叶心愉,潘杰.全面脱贫前后健康减贫政策文本量化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23,40(10):36-39.
DOI:10.14055/j.cnki.33-1056/f.2023.10.014.
1. 背景
完成全面脱贫后，我国正处于“乡村振兴”的关键过渡期，“健康减贫”一直作为重要战略贯穿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时期，两个时期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既往对健康扶贫政策的研究一般以某种导向、角度、理论为切入点对政策的形成和完善进行概念探析，以及就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对政策本身内容结构的分析梳理较少。为了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原有政策结构及内容需作相应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全面脱贫前后的政策变化进行探究，并给出优化建议。
2. 资料与方法
政策工具：
是政府为实现某些特定目标，在推行政策时采用的手段。本研究选择卫生健康领域应用较多的Rothwell和Zegveld提出的分类方法，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
政策纳入标准：
本研究选取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纳入分析。选取标准如下：
（1）国家乡村振兴局（原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发改委等
（2）政策与健康扶贫、健康帮扶相关，能够体现政府乡村振兴、健康帮扶以及健康扶贫意识
（3）政策发布的时间范围：从《关于印发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发布起至全面脱贫（2020年12月）为健康扶贫相关政策部分（健康扶贫攻坚阶段）；从全面脱贫至2022年9月底止为健康帮扶相关政策部分（健康帮扶阶段）。
经筛选得到共31份政策文件。对政策文本进行分类后，按照“章节-条目”的形式进行政策编码。整理后对文本编码各分类构成比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卡方检验，部分频数小于5的政策采用双向无序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分析。
分析框架：
本研究运用政策工具，划分健康减贫的作用领域和关键措施，构建二维分析框架，X维度为政策工具，Y维度为作用领域，量化剖析健康减贫相关政策体系的施政对象、作用特点及发展趋势。
3. 主要发现
X维度：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三者占总条目数的构成始终不均衡；全面脱贫前后健康减贫相关政策无显著变化。
在健康扶贫攻坚阶段和健康帮扶阶段，环境型政策工具始终发挥主导作用，政策条目数分别占57.14%和62.50%，但内部存在短板：财务金融类和税收优惠类别只有一个条目；供给型政策工具次之，政策条目数分别占40.48%和35.42%，更加重视人才培养；需求型政策工具较少，两个阶段政策条目数占比仅2%左右，只涉及公私合作方面政策内容。分别对三类政策工具以及政策工具内部条目进行卡方检验，P值均大于0.05，反映出全面脱贫前后健康减贫相关政策变化不显著。
Y维度：政策作用整体趋稳，公共卫生体系政策减少
在健康扶贫攻坚阶段和健康帮扶阶段，政策作用均以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为主，政策条目数占比分别为29.91%和35.56%；其次为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政策条目数占比分别为23.93%和23.33%；公共卫生体系政策条目数占比明显下降，从17.09%降至8.89%，但差异不显著（P=0.237>0.05）。
4. 政策建议
1.提高政策制定、落实积极性，重视政策工具均衡发展
健康减贫政策相关工作者应积极克服政策制定、落实、评估过程中出现的滞后现象，增强积极性。政策制定者应时刻关注形势变化与新出现的问题，树立“向前看思维”，通过建立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网络与反馈机制，及时调整和更新已有政策。同时也要重视健康减贫政策工具的均衡发展，由当前环境主导型的政策工具体系，向三方相对平衡型转变。
2.持续发挥供给型政策工具作用
乡村振兴阶段，应继续深化医疗保障工作，扩大保障病种范围的同时，依据实际执行情况与地方疾病谱调整保障覆盖重点。另一方面，面对新的疾病防控挑战，地方应通过专项资金继续促进基层卫生机构医疗能力提升，如购置专业设备、储备种类适配民众需求、数量充足的药品、提高医务工作水平等，将患者留在基层，形成“能力提升-就诊量提升-收入提升”的良性循环。
地方也要以基础卫生机构为据点，借助相关专才探索适合地方情况的健康教育与传播形式，开展疾病预防工作，提升居民健康素养，鼓励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促进环境型政策工具稳定内部结构
乡村振兴期间应在注重塑造健康减贫市场的同时为其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通过积极的减税、融资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涌入，为健康减贫注入新的动力，同时助力乡村振兴。
4.着力增加需求型政策工具
健康中国作为与乡村振兴并行的国家重大战略，探寻两大战略协同路径有助于更好解决健康减贫问题，同时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加速目标实现，产业振兴也可起到良好的连结效应。因此要充分发挥健康减贫需求型政策工具作用：塑造、开发地方特色健康产业，如通过合作社的形式，集中产销地区特色中草药、集中优质医疗资源建设特色的健康产业园区等，带动地方经济水平与居民健康水平提升；同时，也要将“引进来，走出去”的思维贯彻到健康减贫工作中去，学习国际上优质成熟的健康治理与减贫经验，同时将我国的治理模式分享到落后地区，共同构建人类健康减贫的“命运共同体”。
5.政策作用施加重点转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健康减贫政策作用的偏重在乡村振兴期间应有所调整。医疗救助政策作用应逐渐被医疗保障政策作用所替代，逐渐实现预防因病致贫、返贫的“关口前移”。而推进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也应被重新调整为乡村振兴期间健康减贫的首要工作。大力施加该部分政策作用，包括医疗卫生相关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基层卫生机构的全方位诊疗能力提升与医共体建设等，实现疾病的三级预防，切实提高农村民众抵御疾病能力。
本研究由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华西第四医院王梓彤、徐世曦、吕宏尧、丁黎雯、潘杰，四川大学商学院邹媛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叶心愉合作完成。王梓彤为本文的第一作者，潘杰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作者简介
王梓彤
本科在读，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研究兴趣：卫生政策、卫生统计学
供稿丨王梓彤
编辑丨王朝辉、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