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华西第四医院以合作单位身份在《中国卫生政策研究》上发表了题为《国谈抗肿瘤药配备机构的空间可达性评价研究——以武汉市为例》的研究论文。

杨赐然,潘杰,毛宗福等.国谈抗肿瘤药配备机构的空间可达性评价研究——以武汉市为例[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23,16(08):55-64.
DOI:10.3969/j.issn.1674-2982.2023.08.008


 1. 背景

癌症作为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恶性疾病,是延长预期寿命的重要障碍,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中国面临着更为紧迫和严峻的癌症防治形势。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癌症新发病例和癌症死亡病例数据排行中均居于高位。在2022年,中国大约就已经有超过480万的癌症新发病例和超过320万的癌症死亡病例,并且高昂的治疗费用给患者和医疗保障系统带来了极为沉重的经济负担和负面冲击。
为破解这一难题,提高包括抗肿瘤药物等在内的一系列专利创新药及独家原研药的可负担性和可及性,中国政府在2015年启动了国家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简称国谈)工作,以进一步确定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中的药品支付价格标准。国谈政策先是有力地压缩了国谈抗肿瘤药的价格空间,同时借助有关的政策工具在继续强化医疗机构首要供应责任的基础上将社会零售药店作为重要供给主体。前者在较大程度上提升了患者的经济可得性,而后者则拓展了患者的空间可得性。作为国谈抗肿瘤药可得性的两种重要构面,经济可得性已经得到了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大量关注;相比之下,其空间可得性(在本研究语境下,亦可称为空间可达性)却几乎无人问津,这也成为当前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领域研究的明显缺憾。因此,本研究以武汉市为例,以区域内配备《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年)》(简称医保目录)所划分的国谈抗肿瘤药的配备机构(简称配药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借助空间视角的科学量化评价方法,评估和测量研究区内各需求单元的配药机构可达性水平和空间分布情况。

 2. 方法

以武汉市为例,采用基于高斯衰减函数的两步移动搜索法(2-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2SFCA)评估研究区域内各个需求单元在不同交通出行方式下的国谈抗肿瘤药配备机构的可达性,同时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K-means聚类分析识别需求单元可达性的分布态势和分类模式。

 3.

在驾车或公交出行的情况下,武汉市中心城区各需求单元的配药定点医疗机构的可达性评价结果的平均值分别为97.625(SD=10.040)和97.068(SD=11.040),配药定点零售药店的可达性评价结果的平均值分别为36.792(SD=4.972)和35.972(SD=5.665),呈现出较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江汉区、汉阳区等可达性水平较高且内部分化程度较低,而青山区和洪山区可达性水平较低且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分层现象。此外,各需求单元表现出显著正相关的空间分布模式,区域内高值集聚与分区内部分化现象并存,K-means聚类结果将需求单元分成高需求低成本高可达性区域、中需求中成本中可达性/高需求中成本中可达性区域、中需求高成本低可达性区域。

图1  研究区概况

注:图1A为武汉市中心城区区位图;图1B为修正后的潜在患者分布图;图1C为各级路网布局图;图1D为1km×1km渔网需求单元。

图2  可达性测算结果

注:图2A为驾车出行下的定点医疗机构可达性情况;图2B为公交出行下的定点医疗机构可达性情况;图2C为驾车出行下的定点零售药店可达性情况;图2D为公交出行下的定点零售药店可达性情况。

表1  不同出行方式下的配药机构可达性评价结果

表2  各区不同出行方式下的配药机构可达性评价描述性统计结果

注:D to H表示驾车出行前往定点医疗机构情景;T to H表示公交出行前往定点医疗机构情景;D to P表示驾车出行前往定点零售药店情景;T to P表示公交出行前往定点零售药店情景。下表同。

图3  分区可达性等级分布

注:图3A为驾车出行下的各区定点医疗机构可达性等级分布;图3B为公交出行下的各区定点医疗机构可达性等级分布;图3C为驾车出行下的各区定点零售药店可达性等级分布;图3D为公交出行下的各区定点零售药店可达性等级分布。
表3  配药机构可达性分布模式的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结果

表4  配药机构可达性及其影响因子最终聚类中心

图4  各需求单元可达性K-means聚类分布

注:图4A为驾车出行下的定点医疗机构可达性K-means聚类分布;图4B为公交出行下的定点医疗机构可达性K-means聚类分布;图4C为驾车出行下的定点零售药店可达性K-means聚类分布;图4D为公交出行下的定点零售药店可达性K-means聚类分布。

 4. 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武汉市中心城区国谈抗肿瘤药配备机构的可达性较好,其分布特征呈现出从城市核心区向边缘区衰减的趋势,同时形成了正相关集聚的分布格局及三类供需与可达性关系组合。尽管多数辖区的空间可达性状况良好且较为均衡,仍有少数辖区的空间可达性状况较差且伴有明显的内部等级分层。此外,对于不同交通出行方式,驾车出行与公共交通的总体评价结果相似,但前者略具优势。

从方法学上讲,空间可达性模型能够科学评估研究区域内特定医疗资源与目标人群之间的供需关系。该方法可以为药物经济学和药物流行病学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本研究由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华西第四医院、四川大学健康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潘杰教授与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杨赐然、毛宗福教授、刘韵绪、王瑞、罗银和崔丹副教授合作完成。杨赐然为本文的第一作者,崔丹副教授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作者简介

杨赐然


硕士在读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通讯邮箱:yangciran@126.com

供稿丨杨赐然
编辑丨王朝辉
审校丨兰小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