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进展丨灾难性卫生支出:中国吸烟家庭与不吸烟家庭比较分析


钟志刚
成都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

杨练
成都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Zhigang Zhong, Lian Yang
Catastrophic Health Expenditu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Smoking and Non-Smoking Households.PLOS ONE.2020.15(5):1-13
DOI:
10.1371/journal.pone.0233749


1.摘要

1.1 目的

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中国是世界上烟草大国,吸烟危害健康,给个人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本研究旨在评估中国吸烟家庭和非吸烟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发生强度的差异,以及探讨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的影响因素。

1.2 方法

本研究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3两年平衡面板数据,每年各8073个家庭纳入分析,每个家庭均有45岁及以上人口。我们将这些家庭分为吸烟家庭和非吸烟家庭,其中吸烟家庭又分为现吸烟家庭和曾吸烟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是根据家庭现金医疗卫生支出占家庭支付能力的比例来衡量,并采用面板Logit随机效应模型来分析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

1.3 结果

2011,2013年有45岁及以上人口的中国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分别为12.99%和15.56%,平均差距分别为3.16%和4.88%,相对差距分别为24.36%和31.40%。曾吸烟家庭两年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为17.41%和20.03%,现吸烟家庭为12.10%和15.09%,不吸烟家庭为12.72%和13.64%。Logit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曾吸烟家庭(OR=1.444,P<0.001)比不吸烟家庭更容易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家庭中有慢病成员(OR=4.359,P<0.001)、有住院成员(OR=8.60,P<0.001)、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OR=1.577,P<0.001)、有残疾人员(OR=1.275,P<0.001)是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危险因素,而城镇家庭、越大的家庭规模、越高的家庭经济水平是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的保护因素。

1.4 结论

中国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较高。吸烟是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的危险因素,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加大烟草危害的宣传,呼吁吸烟者尽早戒烟,降低烟草给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

2.前言

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国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及消费国,烟草产量占世界总量的40%,烟草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1/3,吸烟者人数占世界吸烟人口的1/3。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5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成人吸烟率为27.7%,吸烟人数达3.16亿。1990-2010年,中国每年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从70万增至近140万。如果不加以控制,到2050年,中国每年烟草归因死亡人数将达到300万。烟草流行给中国居民健康带来沉重负担,吸烟已成为导致中国人群死亡和寿命损失的第二大危险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吸烟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2012年,归因于吸烟的疾病医疗支出总额为4670亿美元,占全球卫生支出的5.7%,吸烟的总经济成本为18520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8%,几乎40%的经济成本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中国,2008年归因于吸烟的疾病经济负担为289亿美元,占同年卫生总费用的3.0%,占同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7%。

但是,吸烟对家庭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家庭是人类社会构建的基本单元,面对疾病产生的经济风险,人们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共同应对。吸烟危害健康,可能产生大额医疗费用而超出家庭支付能力。当一个家庭必须通过减少基本支出来支付医疗费用时所发生的卫生支出将被视为“灾难性”的。

灾难性卫生支出不但可以反映家庭是否由于过高的卫生费用陷入灾难性境遇,还可以反映遭受打击的严重程度和卫生筹资的公平性。目前关于灾难性卫生支出的研究不计其数。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对患有重大疾病的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研究,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烟草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已经得到大量的证实,是公认的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慢性病的重要因素。吸烟是否对家庭带来沉重的医疗经济负担?吸烟与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本研究尝试分析中国吸烟家庭和非吸烟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发生强度之间的差异,以及探讨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反映中国卫生筹资的公平性,探讨因吸烟引起的健康问题对家庭带来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通过揭示烟草带来的严重后果,为中国政府制定控烟政策提供证据。

3.数据和方法

4.结果

表1呈现了2011年,2013年样本家庭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家庭中,居住在城镇的家庭5042户(62.46%),农村家庭3031户(37.54%);2734户(33.87%)家庭来自中国西部地区,2634户(32.63%)家庭来自中国中部地区,2705户(33.51%)家庭来自中国东部地区。2011年至2013年,不吸烟家庭数和现吸烟家庭数减少,而曾吸烟家庭数增加,家庭中有慢病患者、住院成员、医保人员、65岁以上老年人的占比增加,家庭规模3-4人和大于等于5人的家庭数在增加,有残疾人员的家庭占比有所下降,有饮酒成员的家庭数和家庭经济水平状态变化不大。

表1  2011-2013年样本家庭自变量描述性统计[N/(%)] 

2011到2013年,家庭消费性支出、食品支出、支付能力以及医疗现金支出均呈上升趋势,到2013年,样本家庭消费性支出平均水平为4524.94美元、食品支出为1892.38美元、家庭支付能力为2632.57美元、医疗现金支出为373.93美元。从不同吸烟类型家庭来看,2013年曾吸烟家庭的消费性支出最高,为5124.94美元,不吸烟家庭最低,为4119.71美元;家庭医疗现金支出曾吸烟家庭最高,为572.07美元,现吸烟家庭和不吸烟家庭比较接近,分别为336.33美元和320.97美元,详见表2。

表2 2011-2013年中国不同吸烟类型家庭支付能力和家庭医疗现金支出情况(美元)

由表3可见,2011年和2013年全部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分别为12.99%和15.56%;平均差距由3.16%增加到4.88%;相对差距由24.36%增加到31.40%。从不同吸烟类型家庭分析,2011年曾吸烟家庭的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最高,达17.41%,现吸烟家庭和不吸烟家庭发生率差异较小,分别为12.10%和12.72%。到2013年,曾吸烟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最高为20.03%,现吸烟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为15.09%,较不吸烟家庭高1.45%。2011年和2013年均是曾吸烟家庭平均差距最高,其次是现吸烟家庭,不吸烟家庭最小。2011年,三类家庭的平均相对差距在24%左右,2013年在30%左右。

表3 2011-2013年中国不同吸烟类型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与发生强度(%)

图1呈现了2011年和2013年不同家庭类型和收入水平在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不同阈值下(20%、30%、40%、50%和60%)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可以看出,两年间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阈值越小,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越高;同一阈值下,曾吸烟家庭更容易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不吸烟家庭和现吸烟家庭的发生率比较接近,但差距随着时间推移有扩大之势(A和B)。C和D展示了2011年、2013年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不同阈值的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两年间变化趋势一致,随着收入水平增加,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降低。

图1 2011和2013年中国不同阈值下不同吸烟类型和收入水平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

由表4可见,曾吸烟家庭、有慢病成员、有住院成员、有65岁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更有可能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城镇家庭比农村家庭更容易避免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家庭规模是保护因素,家庭规模越大,越不易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经济状况也是保护因素,更富裕的家庭更不容易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

表4 中国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影响因素的面板Logit随机效应模型结果

5.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2011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分别为12.99%和15.56%。Li Y等使用中国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2008)数据的研究发现CHE发生率为13.0%,在该团队的另一项研究中发现中国农村家庭的CHE发生率为14.4%;Meng等对2003年、2008年和2011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2003年、2008 年、2011年,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在全国的发生率分别为12. 2%、14. 0%、12. 9%。徐文娟等人利用与本研究相同数据来源,基于2015年CHARLS全国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为16.5%。本研究主要针对45岁及以上中老年家庭进行研究,其结果与采用相同方法的中国全人群研究结果相近,可能的原因是:根据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体消费并非由当前可支配收入决定,理性的家庭投资者会在一生中规划自己的消费和财产收入,即通常在年轻工作时正储蓄、在年老退休后负储蓄。中老年人群需要更多的医疗卫生支出,但相应的其储蓄更多,更能抵御家庭经济风险。

我们的研究发现,不同年份和不同阈值下,曾吸烟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均远高于现吸烟家庭和不吸烟家庭。同样的,平均差距和相对差距也是曾吸烟家庭差距较大。为什么曾吸烟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和强度指标如此之高?其实这并不奇怪,众所周知,烟草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慢性病的重要因素。之前的研究已经表明,大部分曾吸烟者戒烟的原因都是身体健康已经受到损害,即吸烟的持续性和滞后性危害已经产生,健康问题是戒烟的主要动机。与非曾吸烟者相比,曾吸烟者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更容易使家庭因病致贫,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
家庭经济水平越低,越容易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与以往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相对较低。当低收入家庭产生医服务需求时,由于大多数医疗服务属于“缺乏价格弹性商品”,低购买力并不能阻止该家庭支付医疗费用。这可能导致发生超过购买能力的医疗费用支出,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此外,农村家庭比城镇家庭更容易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也同样因为经济状况导致的,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中国城镇地区收入水平较高,经济发展较好。

与之前的研究相似,我们的研究还表明,与健康家庭相比,有慢性病患者、有残疾人员、有住院经历成员的家庭更容易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一方面,健康状况差降低了劳务者的劳动能力和生产效率,限制了家庭的经济产出,家庭经济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健康状况差,会导致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增加,产生医疗费用支出,特别是一些严重的疾病甚至带来高额的医疗负担,从而增加了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风险。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遏制烟草在中国的流行,鼓励烟民趁早戒烟。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吸烟率要降至20%。吸烟不仅危害个人身体健康,还会增加其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风险。在中国,降低吸烟率,提高戒烟率已迫在眉睫。趁早戒烟,可以减少烟草给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二,对易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家庭提供更多的支持。在中国,随着医疗保险覆盖面的扩大,自付医疗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比例从2003年的56%下降到2013年的34%,但现有医疗保险保障制度并没有有效降低灾难性卫生支出,这主要是因为现有的医疗保险体系对弱势人群的关注还不够。建议采取系列措施,如加大对老年人、残疾人的救助和捐赠力度、增加慢性病门诊服务的保险报销范围,提高住院服务的报销水平等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支持。

这项研究还有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本研究中的家庭医疗现金支出仅包括直接医疗支出,不包括直接的非医疗费用(如交通、住宿)和间接费用(如因病误工费),这种保守估计方法可能导致低估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其次是CHARLS是一项回顾性调查,研究中所涉及的家庭消费性支出、食品性支出,无法避免回忆偏倚产生的误差。

供稿丨钟志刚
编辑丨樊洋涛
审校丨钟志刚、杨练、陈婷、樊洋涛
欢迎投稿:heoagroup@126.com

作者简介

钟志刚 男

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目前工作于四川省肿瘤医院·研究所(四川省癌症防治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癌症防治、卫生政策研究。
邮箱:yyanglian@163.com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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